A Huge Pill

大顆藥丸

Fires 炙火

0 comments Published Thursday, May 16, 2013 by jiaminn212.

炙火

瑞蒙卡佛

影響力有如環境、個性，就像潮汐一樣無可抵抗。我沒辦法說有哪些書或哪些作家對我有影響。那種文學方面的影響，很難確切說明。如果說所有讀過的書都對我有影響，那就跟說沒有一個作家對我有影響是一樣不正確的。比方說，我一直都對海明威的小說以及短篇故事著迷，可是我認為勞倫斯杜瑞爾 (Lawrence Durrell)的作品是英語中卓絕而獨一無二的。確實，我的文風跟杜瑞爾南轅北轍，他絕對不算對我有“影響”。間或有人會說我的文風跟海明威“很像”。不過我不認為我受到他的影響。海明威，跟杜瑞爾一樣，是我在二十出頭的年紀裡初讀崇拜的作家之一。

所以我實在說不清所謂的文學影響是什麼。不過我卻能談一談其他我所知道的影響。這些影響力對我的作用乍看之下經常很微妙，幾乎可以算是奇蹟。但隨著作品的成長，這些影響力越來越明顯。他們從未間斷且毫不留情(直到現在還是)。這是一股把我送到目前這個方向、這一小塊，而非隔著水潭遠在天邊那塊地方的力量。可如果這個對我人生以及寫作有影響的力量是一種負面的力量(我一向這麼認為)，充滿了壓迫與惡意，我該怎麼想呢？

讓我說明一下，目前我寫作的地方叫做雅多，位在紐約州薩拉圖加溫泉市市郊。這是八月初，星期天的午後。每隔一段時間，約二十五分鐘左右，就可以聽到三萬人結集發狂的喊叫。這些驚呼的叫聲是從薩拉圖加賽馬場傳來的。一場名馬的競賽正在進行。我在寫作，可是每隔二十五分鐘就聽到喇叭中傳來廣播員宣布名次的聲音。群眾的呼聲越來越大。飽滿而激烈的聲音衝過樹梢，越升越高，直到馬匹抵達終點為止。當它結束後，我感到疲憊不堪，就好像我也參與了一樣。可以想像手裡握著一張同注分彩券，壓中了冠軍馬，或者差一點就贏的亞軍。如果是肉眼無法分辨的競賽結果，就可以預期在一兩分鐘內，底片沖洗出來，官方結果審定之後，聽到另一場歡呼聲。

自從幾天前來到這裡，我就一面聽著廣播員從喇叭裡傳來的聲音以及群眾激烈的歡呼聲，一面在寫著一篇發生在艾派索的短篇小說。艾派索是我過去曾經住過一陣子的城市。故事是有關幾個人去艾派索市郊一個賽馬場賭馬的事。我並不想說故事已經快要成型，只等著被寫出來。並非如此。這樣的說法跟我當時的感覺並不相符。而是特別關於這一篇小說，我需要一點什麼，去推他一把。然後我來到了這裡，雅多，聽到了群眾的呼聲，同時喇叭裡傳來廣播員的聲音，有一些什麼東西從我在艾派索那個遙遠的另一生被喚醒並暗示了故事的起始。距離兩千哩遠，我記起了去過的那個賽馬場，以及那時發生或可能發生或將要發生的事。至少在我的小說裡是這樣。

所以我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而所謂的“影響”也在此發生了助力。理所當然的，所有作家都會被這樣的東西影響。這是最普遍的一種影響力---這個牽動到那個，那個又牽動到其他。這種影響力對我們來說是很平常，很自然的，就好像雨水一樣。

在回到正題以前，讓我再提一個跟這個很相似的一種影響力。不久以前住在雪城的時候，有一次正在寫一個短篇小說，寫到一半電話鈴響了。我接起來。電話那一端清晰地傳來黑人男人的聲音，說要找一個叫做尼爾森的人。我說你撥錯號碼了。然後就掛上電話，回去繼續寫小說。可是沒多久我發現我開始把一個黑人的角色寫進小說，一個陰險的角色名字就叫尼爾森。在那同時，故事也轉了一個方向。不過好在，現在可以看到，就跟我當時應該也領悟到的一樣，故事的轉向是好的。當我開始寫那個故事時，絕對沒想到也沒預料到會有尼爾森這樣一個人出現。可是現在，小說寫完了而且也將要在一個全國性的雜誌上發表，我看到尼爾森這個角色的出現不但正當、正確，加上他陰險的性格，在美學上也較完整。還有一個就是我覺得這個角色以一種巧合的方式走進故事，而我也有信任那種直覺的先見之明。

我的記憶力很差。過去發生的事情，大部分都忘記了，這應該可以算是件幸運的事。不過就是這樣，有一大段記憶，怎麼樣也想不起來。住過的城鎮、人的名字、遇過哪些人等等。一大片的空白。能記得的，通常是些小事，比如某人特殊的說話方式；誇張或是低沉、神經兮兮的笑聲；特定的風景；某人臉上悲傷或驚訝的表情。我也能記得一些很戲劇化的場景，比如某人怒氣沖天拿起一把刀向我砍過來，或是聽到自己的聲音在說著威脅什麼人的話。看到誰一腳踹開門，或從樓梯上摔下來。像這些戲劇化的情節，有一些在必要的時候是可以回想得起來的。不過我沒有那種能把完整的對話全部記起來的記憶力，更別說還要包括什麼手勢動作以及言語的聲調。我也沒辦法記清去過的任何空間裡的傢倶裝潢，至於整個家裡到底有些什麼傢倶，那就更別提了。甚至說賽馬場裡一些特有的事物，除了，我看看---一扇長排觀眾席，下注窗口，閉路電視螢幕，一波波的人潮。嗡嗡的人聲。小說裡的對話通常是我編出來的。我把傢倶跟一些事物放在小說人物的身邊是因為我需要用到。也許這是為什麼有時評論說我的小說很簡潔、沒有修飾，甚至很“極簡”。也許這樣的寫作方法對我來說只是由於一種需要與簡便，共同運作之下產生出來的方式。

我的小說沒有一篇是所謂的真實事件，又不是在寫自傳。可是大部分多多少少取材自生活裡發生的事件或狀況。不過如果要我試著去記起當時現場的環境或空間裡的裝飾，我的腦袋就是一片空白(比如說，有一盆花嗎？有的話，是什麼花？聞得到花香嗎？)。沒有辦法，我就只好一面寫一面編，故事裡的人會跟對方說什麼話，做什麼事，說了做了，然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等等。雖然他們的對話是我編出來的，不過也許某一句話，或某一段對白，是從哪裡聽來的，借來用在這裡。有時那句話根本就是整篇小說的起點。

亨利米勒在四十出頭寫的一本小說北迴歸線裡提到(恰巧這也是我很喜歡的小說)，他在一個借來的房間裡寫作，坐的椅子隨時都有可能從背後被抽走，因而使他不得不停下筆。直到幾乎是最近，我的生活一直處在類似的狀態。在能想起的記憶裡，從青春期開始，我就總是擔心著這種椅子隨時會被抽走的恐懼。年復一年，我妻子和我忙忙碌碌進進出出就只是為了能夠擔負起房租以及全家的一天三餐。我們沒有錢，也沒有“有用的技能”，再怎麼樣，賺的錢就只夠糊口。也沒有學歷，雖然我們都很想要再進修學位。我們認為，好學歷可以幫助打開更多的門，得到較好的職位，那麼才能賺到足夠的錢來負擔自己以及孩子們想要的生活。我的妻跟我，我們有好多夢想。我們以為只要腳踏實地，苦幹實幹，總有一天會出頭。不過我們錯了。

我必須說對我的人生以及寫作，不管直接間接，有最大影響力的就是我的兩個小孩。他們在我滿二十歲以前就出生，在整整十九年同住一個屋簷下的歲月裡，我的生活沒有一處不受到他們的壓迫與侵擾。

Flannery O’Connor 在一篇文章裡說，一個作家的人生在二十歲之後就不需要有太多事件發生。二十歲之前發生的事，就已經足夠讓作家拿來作為一生寫作的材料了。太夠了，她說，多到一輩子都寫不完。對我來說恰恰相反。我的小說題材大多來自二十歲以後發生的事。在成為父親之前，我實在記不起來有些什麼。我不覺得在二十歲結婚生小孩之前，我的人生發生過任何事。事情是在那之後才開始發生。

1960年代中期，在愛荷華市的一個洗衣店裡，我總是忙著洗五六大包的髒衣服。大部分是孩子們的衣服，不過也有一些是我跟妻子的。星期六下午我太太在大學的運動員俱樂部當女服務生。我則負責照顧小孩整理家務。那個下午，孩子們在別的小孩家，好像是一個生日派對吧。反正是個什麼聚會。不過那個當下我是在洗衣服。我才跟一個老婆娘爭論過我需要用的洗衣機數量。正在同她或是什麼人等著使用下一輪。我緊張地盯著擁擠的洗衣店裡運轉的每一台烘衣機看。一旦哪一台停止，就立刻抱著一大籃的濕衣服衝過去。你要明白，我已經抱著這一籃衣服在洗衣店裡晃了快半小時還等不到一台烘乾機。幾個人在我之前已經搶先佔到機台。我開始焦慮。我說過，現在實在記不起來那個下午孩子們到底在哪裡。可能應該要到什麼地方去接他們，而看來非遲到不可了，這種壓力造成心理的不安。我確切知道的是，即使馬上就等到機器並把衣服塞進裡面，還是要等一個多小時才會乾，才能把它們打包，扛著回到我們的已婚學生宿舍公寓。總算有一個烘乾機停止了。我剛好就站在它前面。裡面的衣服不再翻滾並且靜止下來。再過三十秒，要是沒有人出現來拿衣服，我準備把它們統統掏出來然後把我的放進去。這是洗衣店的公則。就在那時，一個女人出現在烘乾機旁並打開它。我站在一邊等著。那女人伸手進機器裡拿出幾件衣服，發現還沒乾，於是便關上門又投了兩個一角硬幣進去。茫茫然，我只好又抱起籃子回去繼續等。不過那一刻，在感到挫折無助欲哭無淚的同時，我清楚地記得想起兩個孩子，想到他們是我這一生中最美好、最重要的人，由於他們，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樣了。他們將會一直都是我的孩子，而我將會永遠處在這種無法解除的負擔與無法停止的焦慮之中。

我現在講的就是所謂的真實的影響力了。就好像月亮與潮汐。只不過在當時我突然感到當頭棒喝。像是從敞開的窗外吹進來的沁涼的寒風。直到人生中的那一點，我一直以為，事情總會有個出路。雖然說到底是怎麼樣會有出路，我不明白，也說不上來。但我想要的東西，想做的事，到頭來總會實現。可是那一刻，在那黯淡的洗衣店裡，我了解到我只是在自欺欺人。了解到(我之前到底在想什麼?)，我的人生不過是零零落落、慌忙雜亂，一束光線也透不過的幽暗日子。那一刻我不但這麼感覺，也深切了解到，我的人生跟所有我崇拜的作家的人生都相距太遠了。我所知道的作家沒有一個像我一樣要花一整個禮拜六耗在洗衣店，用掉所有醒著的時間照料孩子們的無理需求。當然，你會說也有許多作家遭遇到比這些情況還要嚴重的阻力的，比如說牢獄、失明、以及肉體的折磨，生命的威脅等等。但這些說法並不會讓我覺得比較好過。在那一刻---我發誓這些都在那一剎那之間，在洗衣店裡發生---我眼前看不到未來，只看到年復一年這些令人無言的無盡重擔。也許事情會稍微改變，但永遠不會變得更好。我了解這些，只是到底要撐多久呢？立時我就知道我必須要低頭。眼界要放低。之後了解到，我總算是醒悟了。不過那又如何？醒悟了又怎樣？什麼幫助也沒有。只讓你更了解到現實的嚴苛。

長久以來我的妻跟我一直都相信，只要我們努力工作，朝著正確的目標前進，就一定會有出人頭地的一天。就著這樣的信念來建立一個生活，並不是件壞事。埋頭苦幹、抓定目標、心存善意以及忠誠不二，我們相信這些美德以及將來必會有的回報。空下來的時候，我們就夢想著未來。不過最終我們了解苦幹與夢想是不夠的。在某一處，也許是愛荷華市，或那之後不久，夢想就開始慢慢破碎。

時間晃眼即逝，在那之間我的妻跟我所抱持的一切信念，所認為值得重視的，所有的精神價值，統統崩潰瓦解。有什麼不祥的事降臨。從沒見過別人家遭遇過這樣的事。家庭內部逐漸地慢慢腐蝕，誰也沒有辦法阻止。在我們不注意的時候，莫名其妙地，孩子們坐上了駕駛座。聽起來很瘋狂，不過就是這樣，他們不但掌控了韁繩，還揮舞著馬鞭。想都想不到這樣的事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在那些初為人父忙亂的日子裡，我通常沒時間，也沒心情，去想要寫什麼長篇累牘的文章。生活環境並不允許。借D.H.勞倫斯的話來說，”grip and slog”---全是些日常的繁瑣。孩子們綁著我，決定了我無法預料的生活方式。有人說在這樣的狀況下，如果想要寫什麼，要能把它寫完，我就只能寫些短篇小說跟詩。這樣才有機會得到完成作品的成就感。要是幸運的話，能夠在一段短時間內安靜地坐下，很快把它寫成的一些簡短的文章。早在很久以前，甚至在住在愛荷華市之前，我就了解到我大概很難寫得出一本小說。因為焦慮，我很難長時間專注在一件事上。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那些饑饞交迫的歲月裡，無止盡的挫折幾乎就要把我磨瘋了。總而言之，這些環境因素在極大程度上，限定了我寫作的形式。天理不容，我絕不是在抱怨，這只是從沈重困惑的心靈所說出的一些事實罷了。

就算能夠集中精神及注意力在一本小說上，我還是沒辦法等待那個幾年後還不知會不會到來的版權費。看不到那樣的前途。我必須在下班後，在失去興趣之前，坐下寫一些今夜，最晚明夜，就能完成的東西。在那些日子，我總是做些爛活兒，我妻子也是。她有時做服務生有時作到府推銷員。幾年後才在高中教書。不過那是好幾年後。我則做過鋸木工、清潔工、外賣員、加油站服務員、儲貨員，你想得到的我都幹過。一年夏天，在加州的亞坎特，我白天剪收鬱金香，晚上則等一家車庫餐廳休息後，才進去清理餐館打掃停車場，以此維生。真的。有一次，甚至有幾分鐘的時間，申請書都擺在面前了，我考慮要當一個收債員。

那時我的想法是，要是每天在工作與家庭之間，能擠出一兩個小時來寫作，那就很謝天謝地了。那就是天堂了。那一個小時是我最愉快的時間。不過有時因為某些因素，連一個小時都沒有。我就會寄望那個週末，雖然也會有偶發事件使週末同樣報銷。不過還有週日可以寄望。也許在週日。

我無法想像自己以這樣的方式寫作，換言之，一種沒有方式的方式。對我來說，要寫一本小說，作家要活在一個有條有理的世界，一個作家自己本身可以相信的世界。然後才能夠精確地去書寫。至少要是個在某一段時間裡靜止的世界。同時還要對那個世界本質的無暇抱持信念。一種對眼前世界值得存在、值得書寫，不會頓時煙消雲散的信念。我當時認識並且存活的世界並非如此。我的世界似乎每天都在改變速度與方向，甚至規則。一而再再而三我總是遇到無法計劃下個月的生活要如何繼續，不管如何不擇手段，也無法賺夠錢來付房租養活一家人的狀況。這是實話。

對所謂的寫作耕耘我要立竿見影。對不起，不能是什麼欠款單或口頭保證，也不能是長期支票。由於這樣的現實規束，我於是特意限制自己只寫一些可以在一次，最多兩次的寫作時段裡完成的東西。這些我指的是初稿。對於修訂我是很有耐心的。尤其在當時我總是很樂意花時間來修訂重寫，雖然這些修訂的時間也同樣是我寫作的時間。一方面說來，我並不急著要把手上的短篇或詩完成，因為一旦完成了，又要重新找時間，找回信念，才能開始寫新的東西。所以在寫成了初稿之後，我有很長的耐性不斷重寫。我會把一篇東西放在那裡，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停地增刪、改寫。

這種打游擊的寫作方式持續了將近有二十年之久。當然那時也有一些愉快的時光，一些為人父母以及成年後才能懂得的歡愉與愜意。但我寧願喝毒藥也不願再過一次那樣的生活。

現在我的生活情況已經大大不同了，不過現在是我選擇寫短篇與詩。或者至少我認為是我的選擇。也許只是舊習難改。也許是我依然無法適應擁有一大段時間可以隨意應用，想寫什麼就寫什麼(！)，而不用擔心椅子從背後被抽走，或孩子們吵著什麼時候可以吃飯這樣的事。但一路走來我也學了不少。其中學到的一件是，要能屈能伸，才不會被折斷。不過我也學到，有時雖然彎了腰，還是會被折斷。

接下來談談對我的人生有相當影響的兩個人。其中一人，約翰蓋德納，是我在1958年秋季報名齊格州立專校修習小說寫作，初級課程班的教授。我跟妻還有孩子們剛從華盛頓州的雅崎瑪市搬下來到加州齊格市外十哩遠，山腳下的帕拉黛鎮。不但房子的租金便宜，加上搬到加州聽起來也是挺好的冒險。(在那些日子，以及接下來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酷嗜冒險。）不過，我得要工作來養活一家人，同時也計劃要回到學校做兼職學生。

蓋德納剛自愛荷華大學拿到博士學位，並且有一些尚未發表的小說及短篇。我從未遇過任何寫小說的人，不管有沒有發表過。第一堂課他就帶我們走出教室坐在草坪上。我記得班上大概有六七個人。他一個一個輪流問我們喜歡的作家是誰。我忘了哪些作家的名字被提到，不過大概沒有一個符合他的正確答案。最後他說他認為我們之間沒有一個可以成為真正的作家---因為他看不到誰有一股熱情的炙火。不過他說他仍會盡他所能，即使明顯地不抱持任何冀望。可是那其中同時也有一點意思是，我們將要走進一段驚奇的旅程，最好快抓緊帽子。

我記得在另一堂課，他說所有的熱門文學雜誌都不值一看。他帶來一疊“小文”雜誌，所謂的文學季刊，告訴我們應該好好地讀一讀。他說全國最好的小說以及詩歌都在這裡面發表。他說他不只是來教我們如何寫作，同時也要告訴我們那些作家值得一讀。這個人自負的程度令人歎為觀止。他列出一些他認為尚值一讀的小文雜誌，並向我們一一說明各個雜誌的優缺點。當然那些雜誌我們沒有一個聽過。對我來說，這是第一次知道有這樣的東西存在。我還記得他在這一段期間，好像是在一個研討會裡，說過，有天生的作家，也有後天努力而成的作家。(真的嗎？我的天，到現在我也還說不上來。我想所有教授創作並真正把教職當一回事的作家應該多少都抱著這樣的信念吧。音樂家、作曲家和視覺藝術家都有學徒制，為什麼作家不能呢？) 那時我很容易就對人信服，我猜到現在還是，不過當時我真的是對他的一言一行都覺得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會跟我把一篇剛寫好的小說草稿從頭到尾過一遍。記憶中他一直很有耐心，確認我瞭解他的意思，一遍又一遍地教導我使用正確的字，使它們精確表達我要說的東西。不能含糊，也不能秣陵兩可，不要寫一些朦朦朧朧的字句。他不斷地提醒我使用一般用語(我不知道是否能有其他的說法)的重要性。也就是日常用語，我們對話所使用的語言。

最近我們在紐約伊薩卡市一起吃晚飯，我提到過去在他辦公室裡談的那些話。他回說可能那時他告訴我的一切都是錯的。他說，“我改變了對許多事的看法。” 我能說的是，在那些日子裡他所給的忠告都是我那時需要的。他是個再好不過的老師。在那個時候有人願意認真看待我，坐下來跟我仔細地看過我的手稿，實在是這一生中在我身上發生過最幸運的事了。我了解到這事的重要性。他使我明白，清楚明確地表達我要說的話，一句也不多說，有多重要。不要使用 “文學性” 或 “詩情假意” 的語句。他試著告訴我，比如說， “wing of the meadow lark” (雲雀之翼) 跟 “meadow lark’s wing” (雲雀的翅膀)之間的差別是什麼。聲音和感覺不一樣，是吧？又比如， “ground” (地面) 以及 “earth” (土地)；地面是地面，他說，就是地面，砂土等等的。但如果你說 “土地” 那就不同了，土地有其內涵的意藴。他教我下筆時如何壓縮情緒，如何說我想說的事，並用最少的文字來達到這個目的。他使我瞭解在短篇小說裡，一字一句都是必爭之地。甚至連逗號跟句號都要斤斤計較。由於這些，由於那些，---由於他給我辦公室的鑰匙，讓我在週末有地方可以寫作---由於他容忍我的魯莽以及無知，我對他永遠感激不盡。他是我的一大影響。

十年之後我還依然健在，依然跟孩子們同住一個屋簷下，依然三不五時寫寫小說跟詩。我把寫的小說寄到君子雜誌，希望能就此暫時忘掉它。沒想到稿件被寄回來了，還附上一封當時的小說版主編高立敘的信。對於退回我的稿件他並沒表示有什麼歉意，也不是“很不得已地”退回，就只是單純的退還給我。不過他問我有沒有其他作品。所以我立刻就把所有的東西都寄給他，他也很快就全部都寄還給我。但同時又附上另一封親切的信。

那是70年代早期，我們一家住在艾帕圖市。我三十出頭，第一次找到一個白領階級的工作---在一個教科書出版社當編輯。我們住的屋子後面有個老舊的車庫。之前的房客在車庫裡蓋了一間遊戲室。每天晚飯後我總是試著撥出時間來這邊寫點東西。什麼也寫不出來的時候(這是經常有的狀況)，我就單獨在那兒坐一會，感謝可以遠離前面屋子裡永無止息的喧囂翻騰。那時我正在寫一篇名為 “隔鄰” (The Neighbors)的小說。好不容易寫完後，把稿子寄出去給高先生。我立刻就收到他的回信，告訴我他很喜歡這篇小說，要把篇名改為“鄰居” (Neighbors)，並推薦給雜誌刊登。他們真的購買了這篇小說，也刊登出來了，此後，對我來說，一切都跟以前不同了。君子雜誌不久後又刊登了一篇我的東西，接著，一篇又一篇。詹姆斯狄奇在這段期間開始擔任雜誌的現代詩主編，他也採用刊登我的短詩。從一個角度看來，我的事業好像就這麼一帆風順了。不過此時孩子們卻正在無理哭鬧的時期，就像此刻我聽到的賽馬場上群眾的喧囂，他們一點一點吞噬著我。我的人生很快就又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嘎的一聲煞停在路邊。一動也不動，無法前進也無法後退。就在這時期，高先生選了一些我的小說，並交由McGraw-Hill出版社結集出版。那一整段期間，我仍舊還是卡在路邊無法動彈。如果說是有什麼熱情的炙火的話，老早就熄滅了。

影響。約翰蓋德納與高立敘。他們對我的影響無可計量。不過我的小孩，他們才是真正主要的影響。他們才是我人生與作品根本的動力與形塑力。正如你所見，我仍然活在這樣的影響力之下。但好在比起以前，日子清明多了，四下的沈靜也是好的。

Labels: essays, fires, Raymond Carver, 雷蒙德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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